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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利配资我在现场·光影流年｜索朗罗布：丈量高原四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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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巨变，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新华社常年扎根西藏的资深摄影记者，用他们的镜头，经年累月，记录下这历史长河中的沧桑巨变。

他，扎根高原；他，用镜头见证历史，用热血书写真实：从渔村变迁到珠峰之巅，从铁路通车到社会脉动……在西藏不断前进的路上，在重大新闻发生的现场，总有他的身影。他，就是新华社记者索朗罗布。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要么在等待出发，要么在奔赴现场的路上。我成为摄影记者的初衷很简单——想拥有一台相机，而当相机真正握在手中，它便成了我丈量高原四十载的伙伴。

　　国家投资455万元，由西藏自己设计施工的拉萨林廓北路即将竣工（1988年摄）。

　　西藏林芝县帕龙门巴民族乡中心小学门巴族教师次仁（左）在辅导学生学藏文（1994年摄）。

　　驻藏武警部队国旗护卫队官兵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升国旗（2008年1月1日摄）。

　　1987年9月，我踏入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大门。选择拿起相机，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内心的回响。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提出“两翼齐飞”，倡导文字与摄影报道并重。我本就热爱摄影，也盘算着，有了摄影设备，既能用镜头捕捉瞬间，也能用笔记录故事，岂不两全？就这样，我拿起了相机，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涯。

　　西藏日喀则市在318国道两侧实施绿色通道工程（2010年7月22日摄）。

　　车辆行驶在试通车的拉萨纳金大桥上，拉萨纳金大桥是西藏第一座矮塔斜拉桥梁（2013年10月27日摄）。

　　郭加新村村民在小区打扫卫生。2018年以来，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郭加新村陆续迎来9个高海拔县（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351户（2020年9月4日摄）。

牛皮船上的渔村故事

　　之前有个年轻记者好奇我入职的那个年代是怎么拍照的，问我发稿的故事。我对他说：“按快门的冲动和现在一样，只不过那时候的胶卷和相机，金贵得很，每一张都要精打细算。”

　　1989年，我和同事前往一个叫洞巴村（现为俊巴村）的渔村采访，它在拉萨曲水县茶巴拉乡，紧挨着拉萨河南岸，那里的村民世代以打鱼为生。过去在西藏，捕鱼被视为杀生，渔民、屠户常遭歧视。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村庄间联络逐渐频繁，思想也由封闭走向开放。洞巴村的村民勤快朴实，除了打鱼，还能织藏毯、做皮具、缝衣服，有了多种收入来源。日子好了，原来被人们歧视的洞巴村青年男女与外村通婚的也越来越多。我们此番采访，打算记录下这些年来渔村的积极变化。

　　这是洞巴村的渔夫们划着牛皮船在雅鲁藏布江上撒网（1989年摄）。

　　拉萨河南岸曲水县洞巴渔村的民房（1989年摄）。

　　渔村的男人们外出捕鱼，妇女们则在村里务农。这是渔村妇女在田间为庄稼施化肥（1989年摄）。

　　去洞巴村的路不容易。当年我们搭过拉货的解放卡车，蹲过颠簸的手扶拖拉机拖斗，最后一段路还得靠牛皮船渡河。船身随浪起伏，我小心护住相机，生怕金贵的胶卷浸了水。也是在那次采访，我第一次用上了彩色胶卷，感觉很新奇，这里想拍一张，那里也想拍一张，但心里总记着要省着点用。最后，我拍了一组洞巴村的村民捕鱼、务农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照片，村民撒网的弧线、织毯的巧手、渔夫的笑脸，都在取景框里跳跃。

　　在洞巴村拍摄的用牛皮制成的渔船（1989年摄）。

　　渔夫尼琼（左一）正在检查鱼获（1989年摄）。

　　洞巴村渔民吃鱼方法有十几种,这是渔夫次仁多吉正在做“娘钦”（意为生鱼浆）（1989年摄）。

　　如今，洞巴村已经改名叫俊巴村了，交通便利，西藏人民口中的“黑色路面（沥青公路）”铺到了村边，村民们除了捕鱼也搞起了农家乐。

　　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景观（2024年6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旦增尼玛曲珠摄

　　2024年9月3日拍摄的西藏林芝至拉萨高等级（高速）公路和旁边仍在使用中的老路（左）。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回到那个年轻记者问我的问题，从黑白变彩色，从模糊变清晰，照片成像的质量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进步。从歧视到通婚，从乡野土路到高速公路，我拍下的照片，见证了西藏乡村曾经走过的历程。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脚印，我很幸运。

翻山越岭的玉麦之旅

　　提起西藏的交通创利配资，我总不由想起1997年9月前往玉麦乡采访的经历。

　　玉麦乡，位于中印边境，曾被称为“中国人口最少乡”。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仅有桑杰曲巴和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他们始终秉持“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坚定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谱写了爱国守边的动人故事和时代赞歌。

　　1979年，正在山南采访当地一个物资交流会的我的同事群桑，在交流会上偶遇了正在售卖特产的卓嘎，由此开始了新华社对桑杰曲巴父女三人命运以及玉麦乡发展变化40多年的关注和追踪报道。

　　玉麦乡藏在藏南隆子县的群山中，要去那里，得先翻越山口海拔4627米的日拉山。那时隆子县城与玉麦乡的交通条件极差，比徒步快些的方式，就只有骑马。

　　当时的玉麦乡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我们去时也只有4户18口人。这里曾一度只剩1户3口人，而我们要采访的，正是这3口人中的长者——桑杰曲巴。

当年80岁的桑杰曲巴(左)是曾是玉麦的乡长，他在家照看外孙索朗顿珠。

玉麦乡年满18岁的公民在选举县、乡代表。

　　那天早上8点，我和两位同事从隆子县城出发，先沿公路走到日拉山脚，再骑马上山。可能不少人觉得骑马轻松又潇洒，可事实远非如此：想在马背上不摔下来，腰和腿都得绷着力气维持平衡，说到底，骑马也只比徒步稍微轻松一点。同行的一位同事，就曾在颠簸的山路上不慎摔下马，疼得龇牙咧嘴。如今回想起来，大家都当笑话来谈，可放在那时，若是真受了伤，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后果不堪设想。

　　走了约5个小时，我们终于抵达日拉山顶，山顶正飘着雪。此时我们距离桑杰曲巴家还有20多公里，便在山顶找了处避风的地方，简单吃了些干粮，就忙着下山。

　　下山和上山不同，是不能骑马的——马的前腿不如后腿有力，下山时重心全压在前腿，很容易失蹄。我们牵着马，沿着羊肠小道一步步下山。随着海拔降低，雪渐渐变成了雨，等晚上6点赶到玉麦时，全身衣服和随身携带的行李全湿透了。

　　桑杰曲巴见我们来，格外高兴。因为这里不通路，外面的人很少来。他立刻到屋外背柴火，给我们烧水取暖。说起来还有件趣事：当时我们一行三人到了他家，另外两位同事，一个掏出两条烟，一个拿出两瓶酒，只有我啥都没带只能干坐着烤火。如今想来，还是我当时想得不够周到。

　　我们围着火炉，听桑杰曲巴讲玉麦的情况。他把淋湿的香烟放在火边烤着，烤干了就点上一根，脸上满是开心。他说，1985年玉麦乡的居民全迁走了，可到了公路沿线的定居点后，发现没法放牧，于是1986年，他们一家又回到了玉麦。在之后的近十年里，这里就只有他们一户人家。

拼版照片：上图为1997年9月拍摄的玉麦乡（新华社记者索朗罗布摄）；下图为2024年10月14日拍摄的玉麦乡（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如今的玉麦，交通再也不是难题，更不再是障碍。2018年起，玉麦乡启动边境小康村及配套设施建设，民居、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学校、中心公园等相继建成，公共服务配套日益完善。2019年，国家投资超 5亿元、总里程 50公里的“曲玉”柏油公路改建工程全面完工，彻底解决了玉麦每年因大雪封山的困扰；与此同时，国家电网成功将10千伏输电线路接入玉麦，玉麦人终于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常明电。曾经的 “三人乡”，如今已发展到67户、200多人，成了下辖两个行政村的“小康乡”。

　　看着如今平坦的公路与穿山隧道，想起当年翻山越岭的时光，我心中满是欣慰。

高山上的“鲁莽”摄影师

　　珠穆朗玛峰——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眺望、靠近、攀登。我报道登山的次数很多，光是去珠峰大本营，少说也有二十次了。但珠峰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它的“严苛”，不会因为你有经验就减少半分。

　　珠穆朗玛峰耸立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2005年6月摄）。

　　2005年国家成立中国重测珠峰高度测量登山队，我随队登山采访。通常，记者的采访在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就结束了。抵达珠峰大本营相当不容易，彼时我已头痛不已，但作为摄影记者，我知道大本营的画面太单调，读者们期待看到的是登山队员攀登的身影。仗着自己身体好，又是在高原长大的，我扛起器材，跟着登山队员就向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进发。

　　珠峰高程测量队在珠峰大本营合影（2005年3月29日摄）。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硕士刘伟刚正在珠峰登山大本营附近的绒布河采集水样（2005年4月15日摄）。

　　2005年珠峰登山测高队队长张江齐（左）带领队员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向海拔6500米营地进发（2005年4月18日摄）。

　　我们花了将近一周时间才到达前进营地。之后几天，我又跟着队员们继续向上攀登，边走边拍。在山上拍摄，相机比人更娇贵，相机、电脑一被冻住，就根本发不了稿。夜里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我只能把相机和笔记本电脑紧紧裹在睡袋里，用身体温暖着它们蜷缩入眠。白天拍摄时，每隔五分钟就得把相机揣进羽绒服里捂一捂回温，防止它冻僵“罢工”。就这样，总算拍到了一些满意的画面。我一路跟着登山队，最终来到了海拔7028米北坳营地下面，记得队员跟我说当时海拔是6700米，那也是我到过的最高的地方了。

　　中国重测珠峰高度登山测量队在西藏登山队队员普布（左一）带领下，学习登山安全装备的正确使用方法（2005年4月24日摄）。

　　中国重测珠峰高度登山测量队队长张江齐和同伴一起进行高度适应性训练（2005年4月24日摄）。

　　中国重测珠峰高度登山测量队队员任秀波在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擦上防晒霜，戴好墨镜，准备出发进行高度适应性训练（2005年4月24日摄）。

　　中国重测珠峰高度登山测量队队员刘西宁佩带上升器，准备攀登珠峰北坳冰壁（2005年4月24日摄）。

　　其实抵达前进营地后，我的高原反应就越来越重，头疼欲裂，喝水都恶心，根本吃不下东西。登山队员和同行的藏族同事坚赞不得不额外照顾我。登山队员给我送吃的，把碗放在帐篷门口，陆陆续续在门口码放了十几个碗。我总想休整一下再往上走一走，但到第六天，还是接到了劝我下山的电话。

　　我自己也清楚该下山了。再硬撑，很可能自己走不动了，需要别人背或畜驮着下山，危险会成倍增加。

　　从6500米下撤到5200米的大本营，平时四小时的路程，那天我跌跌撞撞走了九个小时。坚赞帮我背着沉重的设备，每走几十米就停下来回头喊我一声，确认我跟上。快到大本营时，留守的同事边巴次仁和驾驶员也焦急地过来接应。在大本营上面一段山路相遇时，边巴次仁看见我就哭了，但那时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做任何情绪上的反应了。回拉萨的路上，他们都在“数落”我的莽撞，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拿出拍好的照片晃了晃，他们也就不再出声。

　　2005年5月25日拍摄的珠峰重测纪念碑。

　　珠穆朗玛峰耸立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2005年6月摄）。

　　国家测绘局的测绘专家在为登山队员讲解测量仪器的安装、定位及测量方法（2005年4月18日摄）。

　　正在训练的中国西藏登山队的登山健将们在得知珠峰新高度后振臂欢呼。他们都是登上珠峰多次的国际级和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2005年5月他们协助测绘人员成功登顶测量珠峰新高度（2005年10月9日摄）。

　　2005年5月22日11时零8分，中国重测珠峰高度测量登山队胜利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之巅。同年10月9日，国家测绘局在北京宣布，珠穆朗玛峰新高度为8844.43米。这次测量获得的精确数据，不仅是中国测绘科技发展的里程碑，其过程中积累的宝贵气候、生态资料，也成为中国对世界科学研究的贡献。每一次对珠峰的探索，都伴随着对这片高原更深入的理解，也推动着西藏登山事业和科学考察的进步。

铁轨上的高原腾飞

　　2006年6月，离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还有一个月。通车的照片不容有失，为了拍这张照片，我和同事土登用了三天时间寻找拍摄位置，先是到部队院子里爬水塔，然后又去爬人家的办公大楼，几乎跑遍了所有可能的制高点。

　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同时举行。这是西藏各族群众聚集拉萨会场参加开工典礼（2001年6月29日摄）。

　　承担青藏铁路当雄段施工任务的中铁十五局工人在工地氧吧吸氧（2004年5月14日摄）。

　　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工人在青藏铁路西藏安多铺架基地进行轨排生产（2004年6月17日摄）。

　　西藏堆龙德庆县（现为堆龙德庆区）乃琼镇岗德林村农机协会农民正在用拖拉机进行春耕（2008年4月14日摄）。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堆龙德庆县（现为堆龙德庆区）乃琼镇后面的一座小山，爬上去想碰碰运气。那里果然视野非常好。看到取景框里，拉萨河、拉萨河特大桥、布达拉宫还有远处的雪山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拍了一张样片传到北京，得到反馈说通车当天一定要拿到这张照片。

　　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当天，通知火车上午11点发车。我凌晨6点就赶到选定的点位，架好设备。可天公不作美，河谷里起了大雾，白茫茫一片，连桥的影子都看不清。任务眼看要完不成，我急得直冒汗。这时河谷里湿润的风吹来，在相机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露水。我苦笑着拍了拍相机：“伙计，你也紧张了？”

　　2006年7月1日11时20分许，由拉萨发出的“藏2”次庆典列车通过拉萨河特大桥。

　　万幸，10点多钟雾气开始慢慢消散，阳光把桥面照得金灿灿的。11点20分，“藏2”次庆典列车像一条银色的巨龙，从远方的山谷中缓缓驶出，在湛蓝的天空下舒展开来。我屏住呼吸，连按了十多次快门，幸不辱命。

　　2006年7月1日晚，拉萨布达拉宫广场礼炮声声、烟花绽放，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看着列车渐渐远去，我眼前的光影有些模糊，分不清是泪水折射的阳光，还是拉萨河面的粼粼波光。我知道，这条天路将载着牧民的儿女走出雪山，让远方的稻香飘进毡房，为西藏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

　　2006年7月2日零时31分，首趟进藏的“青1”次列车安全抵达目的地——西藏拉萨火车站。“青1”次列车1日上午11时05分从格尔木火车站启程，全程运行1142公里，历时13小时26分到达拉萨。新华社记者土登摄

　　2006年7月2日零时31分，首趟进藏的“青1”次列车安全抵达目的地——西藏拉萨火车站。“青1”次列车1日上午11时05分从格尔木火车站启程，全程运行1142公里，历时13小时26分到达拉萨。这是乘坐“青1”次列车抵达拉萨的乘客。

　　从1987年开始，我在西藏干了三十多年摄影记者。相机从胶卷换成了数码，交通工具从牛皮船换成了越野车，但“在现场”这三个字的分量，从未减轻。

　　西藏日喀则民族服装厂生产的皮鞋、皮袄等在“达玛节”物资交流会上颇受农牧民喜爱（1988年摄）。

　　西藏大学艺术系学生嘎钦拉姆在布达拉宫写生（1997年摄）。

　　回想起来，“按快门”只是一瞬间的事。更多时候，我是在等待，等一缕破雾的天光，等一次历史的交汇；或者是在路上，爬一座荒山寻机位，攀一道冰壁追足迹。一路奔波耗费了大半力气，却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血肉般的感情。那些走过的路、爬过的山、喝过的酥油茶，都融进了我拍下的照片里，成了光与影的记忆。也许有一天，我会放下相机，但那些在现场的瞬间，早已刻进了这片高原的记忆里。